发布日期：2023-11-01 来源: 网络 阅读量（ ）
天博官方网站施诚：西方学术界重大传染病起源地研究的歧见和偏见——以黑死病、美洲天花、梅毒和1918年大流感为例1347年欧洲黑死病、15世纪末欧洲的梅毒、16世纪初美洲天花、1918年大流感的疫源地，是西方学术界关于世界历史上重大传染病研究中迄今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由于缺乏充分的史料和实物证据，不同学者对这些传染病的起源地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是正常的学术研究现象。但是有些论著在缺乏可靠史料或罔顾历史事实，把这几种传染病的起源地置于亚非拉国家和地区，如把欧洲的梅毒和美洲的天花的起源都归咎于非洲奴隶、把“黑死病”起源地归咎于中国、把1918年大流感归咎于为协约国的胜利作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中国劳工。为了反对西方研究的偏见，我们不仅应该加强中外医学史研究，而且要加强中国医学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工作。 全球史的核心理念是“互动”，研究的主题多为人类历史上重大的横向联系比较紧密的事件，如疾病的传播等。疾病与人类的关系可以形容为“如影相随”，其中对人类危害最大的传染病主要有鼠疫（黑死病）、天花、霍乱、麻风、梅毒、斑疹伤寒、疟疾、狂犬病、肺结核等，尤其是鼠疫和天花。20世纪70年代，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哥伦布大交换》（1973年）和威廉·H.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1976年），开创了全球视野下的疾病史研究之先河。从此，不同学科研究疫病史的论著不断涌现，其中尤以研究14世纪欧洲“黑死病”、15世纪末欧洲爆发的梅毒、16世纪美洲的天花、1918年大流感的论著最为众多。本文从全球史角度，按照传染病爆发的时间顺序，评介西方学术界对这几次重大传染病疫源地研究的不同观点。 14世纪中期“黑死病”爆发后，欧洲人就以各种奇思异想来解释它的原因：上帝对人类罪恶的惩罚；预示再次降临的天启事件之一；土星、木星和火星排列成一线的结果；伊朗与中国之间下火焰雨；“远东”的大地震导致有毒物质释放到大气中；印度洋里太阳与海洋发生了战斗。限于当时人的地理知识，伊斯兰教世界和教世界的一些作家都推测了“黑死病”的发源地。如1349年，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阿尔瓦尔迪（Ibn al-Wardi）认为，“黑死病”于15年前（即1334年）就爆发于“黑暗之地”，他所谓的“黑暗之地”可能是指“蒙古”。如果他的说法可信，那么黑死病于14世纪30年代就爆发于中亚。15世纪埃及的阿尔马克里兹（Al-Maqrizi）则认为，黑死病发源于距离大不里士6个月行程的地方，这可能是指蒙古或中国华北地区。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编年史家乔万尼·维兰尼也认为，黑死病起源于“鞑靼人”或蒙古人；另一位编年史家加百列内·德·穆西（Gabriele de Mussis），则叙述了感染黑死病的蒙古军队围攻卡法城内热那亚商人的故事。但是，正如疾病史专家约瑟夫·P.拜恩（Joseph P. Byrne）所提醒的，“关于中世纪亚洲鼠疫的史料还有待发掘，中世纪西欧关于亚洲鼠疫的史料根本不可靠。少数撰写了亚洲鼠疫的作者，根本没有任何有关亚洲的地理知识，他们的私人信息来源也值得怀疑”。直到21世纪，黑死病仍是西方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每年都有论著问世。国内学者研究14世纪“黑死病”的成果也颇多，其中李化成的《瘟疫来自中国?——14世纪黑死病发源地问题研究述论》一文，比较详细地论述了西方学术界关于“黑死病”疫源地的不同观点。 1893年，红衣主教弗兰西斯·艾登·加斯奎特（Francis Aidan Gasquet）出版《大瘟疫》。他在书中提出，“据说，1347年传播到欧洲的‘大瘟疫’，3、4年前就已经在‘东方’爆发”。20世纪以来的学者逐渐把“东方”或“亚洲”等宽泛地域具体化为3个地区：中亚、中国、南部。 持中亚（包括蒙古）为“黑死病”起源地的学者和论著越来越多，但是每个人所理解的中亚地理范围有差异：有的仍然笼统地说，“1330年，黑死病可能起源于中亚”；有的认为“黑死病起源于蒙古”；有的认为“黑死病起源于亚洲草原地区”；有的则说，“几乎可以肯定，中亚是黑死病最早爆发的地点”；有的则比较具体，“黑死病可能爆发于戈壁或中亚的贝加尔湖（应为巴尔喀什湖——笔者）附近。伊塞克湖（Issyk Kul，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发掘的1338—1339年墓地，可以证明瘟疫曾经出现于此”；终生研究耶尔森病菌的菲利普·齐格勒博士也认为，“中亚是黑死病的摇篮”。 三种理由或猜测支撑“黑死病起源于中亚”的观点。第一，来自中亚的考古证据。1885年，考古学家在巴尔喀什湖南边发掘了一个被废弃的、中世纪教聂斯托利派社区的大量墓地，其中有3个头盖骨被认为是1338年—1339年黑死病患者的。科学家认为这是中亚某地黑死病传染到那里所致。第二，中亚旱獭引起。中世纪史家阿尔弗雷德·J.波利特 （Alfred J. Bollet）提出，当地猎人捕猎旱獭，取其毛皮，出售给各种商人，这些商人再把这些毛皮沿着商路向西转售各地。装载旱獭毛皮的袋子常常带有活跳蚤，这些跳蚤已经被感染了鼠疫杆菌。当袋子打开时，饥饿的跳蚤就会跳出来，叮咬市场上的人类或其他动物，从而把鼠疫传播给人类。第三，如果中亚的确是黑死病的发源地，那么引发鼠疫的耶尔森病菌，何时、如何从当地的啮齿类动物及其携带的跳蚤传播给人类呢？学者们推测，14世纪初，中亚地区可能发生了重大的环境变化——如地震或严重干旱，导致啮齿类动物的食物供应不足，于是大量携带了耶尔森病菌的啮齿类动物，逃出它们传统的栖息地，迁徙到中亚的人类居住社区，可以获得黑鼠、家鼠等食物，这些食物就为鼠疫病菌传播给人类提供了机会。 现代西方学术界一直有人认为中国是14世纪“黑死病”的发源地。如威廉·H.麦克尼尔就提出，黑死病可能起源于云南/缅甸边境、或东北/蒙古草原边境，在元朝统治下，这两个地区都直接与中国相连。还有其他学者也持此观点：“黑死病是气候灾难、地震造成的洪水而引发的疾病，它起源于中国，然后向西传播”；“中世纪黑死病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传染病。它可能于14世纪30年代起源于中国，然后沿着骆驼商队贸易路线，经过马可·波罗所知道的中亚，传播到金帐汗国的门户卡法”；“14世纪40年代的黑死病可能起源于中国，然后沿着丝绸之路向西传播到亚洲地区和欧洲。”约翰·威廷顿（John Withington）也强调中亚地区旱獭和跳蚤传播了黑死病。他认为，“中亚伊塞克湖附近的啮齿类动物旱獭，携带感染了鼠疫杆菌的跳蚤，从陆路或水路离开老家，在谷物、羊毛或布匹身上生存几个星期，并把病菌传播到家鼠身上。这些家鼠和跳蚤是伟大的旅行家，它们一旦与人类紧密接触，就会把鼠疫传播给人类……1334年，鼠疫在中国爆发，死亡人数可能达到500万。然后鼠疫再沿着商路向西传播”。威廷顿的观点根本不符合逻辑，难道中亚出来的带鼠疫病菌的老鼠和跳蚤向东“旅行”万里，直奔中国，然后再从中国回头向西传播？ 正如约翰·诺里斯（John Norris）所说，“任何关于中国起源和中国鼠疫的证据，都是微不足道和不足为信的”。还有学者指出，虽然中国历史记载，1331年河北省爆发了一次大瘟疫，但是14世纪末，中国并没有灾难性人口减少的记载。此外，中国元朝和印度德里苏丹国都与中亚地区有贸易往来，如果世界性的黑死病爆发，那么最可能的疫源地只能是位于贸易十字路口的中亚，而不是中国和印度。 1494年8月，法国国王查理八世要求继承那不勒斯王国的王位，率军入侵意大利，“意大利战争（1494—1559）”爆发。1495年7月，参战双方的军队爆发了一种新型的严重疾病——梅毒。由于梅毒的起源不得而知，又是由不道德行为引起的，所以经常用敌人或敌国的名称命名。法队把这种新疾病与那不勒斯联系起来，称为“那不勒斯病”；那不勒斯人则认为它起源于威尼斯，因此称为“威尼斯病”。意大利人除了以“法国病”回敬外，还认为它是哥伦布的水手从新把它带到意大利，因此也称为“西班牙病”。西班牙人则把梅毒称为“德国病”，因为当时德国正在爆发该病。 梅毒以惊人的速度传遍欧洲：1496年3月，法国里昂；1496年秋天，巴黎；1496年5月，瑞士卢塞恩；1496年夏季，德国法兰克福；149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到1500年，所有欧洲国家可能都出现了梅毒病患者。梅毒的名称也不断增加：荷兰人称之为“西班牙病”；人称之为“波兰病”。徒与土耳其穆斯林之间的争端导致梅毒被穆斯林称为“徒病”。但是梅毒更广泛地被称为“法国病”，原因之一是，查理八世招募欧洲各地的雇佣兵，进行“意大利战争”。战争结束后，这些雇佣兵把梅毒带回家乡，以致许多欧洲人谴责梅毒蔓延的法国。 梅毒的疫源地是所谓“哥伦布大交换”中，迄今仍存争议的问题之一。西方学术界提出了3个可能性较大的疫源地。第一，美洲。对欧洲来说，1495年欧洲流行的梅毒完全是新的疾病。导致梅毒的密螺旋体病菌一直孤立地在新演变，美洲印第安人长期遭受这种病毒的折磨。1492年哥伦布首航美洲后，美洲的梅毒给旧各地带来灾难性后果。另外，现在的古病理学家已经从1500年前美洲印第安人遗骨中检测出梅毒病菌。所以多数学者认为梅毒起源于美洲。“1493年3月15日，哥伦布首航美洲后，返航回到西班牙的帕洛斯港。不久，梅毒就在欧洲爆发”。第二，欧洲天博官方网站。梅毒只是由“单一密螺旋体”引起的相关疾病家族中的一种，单一密螺旋体存在于人类几千年了，只是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引起的疾病症状也随之演变。1495年欧洲爆发的梅毒并非新出现的疾病，而是症状突然变得被人们看见了，此前它可能被当作其他疾病，如麻风病,或者完全被人类所忽略了。第三，非洲奴隶。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非洲人常患雅司病（一种皮肤病），随着西班牙、葡萄牙把非洲奴隶输入欧洲，非洲的梅毒也被传染到欧洲。但这种观点缺乏科学和历史依据。首先，现代医学研究表明，雅司病与梅毒的致病菌不同，且雅司病常见于热带地区；其次，为了探索到达印度的航路，1415年葡萄牙就开始在非洲西海岸探险。1444年，葡萄牙探险家首次把西非沿岸抓捕的非洲人带回葡萄牙，充当家内奴隶。15世纪四五十年代，年均大约带回800名；六七十年代，年均大约带回1 500名；十年代，年均带回2 000多名。据此推算，1444年—1490年，葡萄牙从西非带回非洲奴隶为8万多人。到15世纪末，葡萄牙境内的非洲奴隶约3.5万。在近60年里，8万多名非洲奴隶没有把梅毒传染给葡萄牙，他们如何在1495年把梅毒带到意大利？从梅毒传播规律和历史事实看，非洲奴隶把梅毒带给欧洲的观点难以服众。 16世纪—18世纪，每隔10年—20年，美洲就会爆发一次大规模天花病，感染者死亡率高达25%—30%，导致美洲许多地区的印第安人的人口长期下降。美洲长期与旧分离，美洲印第安人缺乏对旧疾病的免疫力，尤其是对传染性极强、死亡率很高的天花等。在不到两世纪里，旧的疾病（天花、伤寒等）使美洲印第安人口锐减90%，具体数字估算为6 000万到600万不等，悬殊甚大。 大多数学者认为，美洲“天花是由西班牙殖民者传入”，西班牙人把天花称为“大麻风病”（以区别被称为“小麻风病”的麻疹），于 1518年首次爆发于艾斯帕尼奥拉岛，很快蔓延到整个加勒比海地区，1520年传播到墨西哥。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虽然欧洲人带给新的第一种疾病不得而知，但记录最好的疾病是天花。1514年，天花可能随着一群西班牙殖民者而到达巴拿马”。 虽然大多数学者接受西班牙人传播天花到美洲的观点，但是这种观点需要解释一个问题，即为什么1492年哥伦布首航到达美洲，而美洲首次爆发天花的时间却延迟了26年（到1518年）。这与天花病的特点、跨大西洋航行的时间等因素有关。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通过空气传播的一种恶性传染病。人类感染天花后，潜伏期约12天。天花患者最初症状是身体衰弱、高烧、头疼、肌肉和背部疼痛，偶然伴有呕吐和抽搐。2天—5天后，患者身上出现天花红疹脓包。一般情况下，一周之后，脓包开始变干而结痂。到第3周或第4周，痂脱落，患者从此获得终生免疫力。所以美洲天花爆发时，那里的西班牙人都没有被感染。16世纪初，欧洲跨大西洋航行到美洲大约需要4周—6周。如果一艘从欧洲出发的船上带有1名天花病人，在到达美洲前，他或者途中病逝，或者完全康复，无论哪种情况，他都不具有传染性了。如果天花病毒要保留下来，那么患者必须传染给船上其他人，如果其他所有船员都被感染，那么他们在到达美洲之前就会染病而亡，天花病毒也无法到达美洲。所以，只有快速航行横渡大西洋，欧洲天花才更有机会传播到美洲。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非洲奴隶于16世纪初（甚至15世纪末）就把天花带到美洲。1503年，西班牙人把少量非洲奴隶输入圣多明各。1507年，天花首次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爆发；1518年12月，天花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的非洲黑奴中爆发。还有学者认为，无论天花是被西非奴隶，还是被西班牙殖民者带来，1507年后，天花肯定在圣多明各（现海地）爆发了，造成1/3的人口死亡（也有人认为，幸存者只有1 000人）。然后它传播到波多黎各和古巴，并且随着西班牙殖民者庞费罗·德·纳瓦尔兹（Panfilo de Narvaez）率领的军队，从古巴传播到墨西哥，因为纳瓦尔兹的军队中有一个已经患了天花的非洲奴隶。这个事实似乎暗示，非洲奴隶可能把天花传播到墨西哥。1518年，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同时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颁布敕令，允许西班牙奴隶贸易商人垄断输入非洲奴隶到西班牙殖民地，不久，4 000名非洲奴隶被输入美洲。因此，把美洲天花病的爆发时间提前到1518年之前、归咎于被贩卖到美洲的非洲奴隶，是没有根据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1 000多万士兵和平民死亡，但这无法与被误称为 “西班牙大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数相提并论。西方学术界对1918年大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数估计相差很大：有人估计为2 000万人；有人估计至少3 000万人，是一战死亡人数的3倍；有人估计为4 000万人；有人估计为5 000万人；还有人估计为1亿多。世界卫生组织称1918年大流感为“有史以来最具有毁灭性的传染病”。 与历史上其他重大传染病一样，1918年大流感的最大争论之一，也是它的疫源地。一战期间，西班牙作为中立国，新闻不受审查，国王、首相和内阁成员染上流感的消息不断见诸报端，其他国家则不断转引。如1918年春，英国记者发回国内的西班牙专题报道就宣称，“‘一种奇怪的流行病’来到了伊比利亚国家。不到一年，西班牙流感患者死亡达26—27万”。1918年6月25日，美国《时代》周刊第一篇报道流感的文章，标题就是“西班牙流感——一个患者的症状”。它试图分析西班牙成为流感起源地的原因：“西班牙干燥天博官方网站、多风的春天，是一年中不舒适和不健康的季节。只有潮湿和大风天气才能阻止这次流行病的进一步传播。”被称为“西班牙流感”和“西班牙贵妇”的大流感称谓，随之传遍世界各地。西班牙当局对这种“污名化”感到非常气愤，激烈争辩说，流感来自法国，因为马德里流感的爆发，“正是大批客到来之时”。当时就有一位学者说，“这种不公平的污名化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参战国不想让敌国知道自己一半的士兵染上了流感”。 目前，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西班牙流感”这个名称不准确，即“西班牙流感”并非起源于西班牙。因此，学者们对1918年大流感的疫源地提出了不同看法。 由于大流感首先爆发于一战的法国前线，士兵的病情记录比较完整，所以人们最初认为，法营是大流感的起源地。如英国科学家J.S.俄克斯弗德(J. S. Oxford)认为，1918年流感起源于驻扎在法国的英营埃塔普斯（Etaples）：1916年，那里很多英国士兵感染“化脓性支气管炎”，患者的一些症状与流感的症状相似，因此有人怀疑这就是后来的大流感。但是，后来医生对因病去世士兵尸体进行解剖，认为他们就是死于支气管炎，而支气管炎没有传染性。当时美国有些医生则对国内民众宣传说，“德国已经开始爆发流感，他们派遣特务，乘坐潜艇，登陆美国，释放病菌”。他们的言外之意是流感是德国发动的细菌战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学者们一般都否认这是细菌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引发当时一些人害怕的病毒，它也不是人造的化学武器”。 在排除西班牙、法国、英国、德国作为1918年大流感疫源地的同时，西方有些学者就把眼光投向了中国。一战期间，英国和法国政府在中国华北地区招募约14万华工，帮助协约国与同盟国作战。作为攻击协约国的战争宣传手段之一，德国最早指责中国劳工把流感带到欧洲。后来有些西方学者主要根据三个所谓“事实”，认为流感病毒起源于中国。第一是中国人喜欢与动物紧密接触、饲养和食用水禽类动物。如香港大学病毒学家肯尼迪·肖特里基（Kennedy Shortridge）就说，“与动物紧密居住在一起，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习惯，如他们喜欢把容易感染疾病的小猪圈养在家里……中国人食用的鸭子、猪等动物，都与人保持紧密接触，所以中国就是‘大流感的中心’”。1997年，美队的研究人员，在1918年患流感而死的士兵（约4.3万人）遗体的肺组织中，发现了这种流感菌株。2005年，经过近10年研究天博官方网站，美国“疾病防控中心”、西奈山医学院、军事病理学院（Armed Forces Institute）的科学家断言，1918年大流感是由鸟类病毒引起的，这种病毒经过很简单的变异，就能传播给人类。他们还关注H1N1病毒的基因，认为现在的禽流感病毒（H5N1）可以镶嵌进1918年大流感。他们还认为，许多流行病起源于亚洲，特别是中国，因为那里大量的鸭子、猪和其他产生病毒的动物与人类密切地生活在一起。 第二个“依据”是中国赴欧华工具有一定的流感免疫力。这是克里斯托弗·朗福特（Christopher Langford）为代表的部分学者的看法。2005年，朗福特发表《1918—1919年大流感起源于中国吗》，通过研究香港、上海的统计资料和实物、英国档案馆中有关赴欧华工的招募和运输资料，他认为1918年大流感的病毒起源于中国，由赴欧的中国劳工带到法国：因为虽然1918年大流感也在中国广泛传播，甚至有些地方很严重，但是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中国的流感危害还是比较温和的。最可能的解释是，1918年大流感的病毒起源于中国，许多中国人已经感染过它，因此获得一定的免疫力。而那些前往法国的华工已经携带流感病毒，从而引发欧洲的大流感。加拿大病毒学家马克·韩菲利（Mark Humphries）和澳大利亚丹尼斯·尚克斯（Dennis shanks）也认为，“在全球军事征调的背景下，中国劳工把病毒带到欧洲战场”。 第三种观点与第二种有联系。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有些西方学者干脆认为1917年中国爆发的鼠疫其实就是流感。因为通过研究这些鼠疫病人的尸体解剖报告，他们并未发现引起鼠疫的耶尔森杆菌，所以中国劳工把流感病毒带到了欧洲。 第一个明确否定中国为1918年大流感疫源地的科学家，是美国的艾德温·乔丹（Edwin Jordan）。大流感之后不久，美国医学会资助担任《传染病杂志》主编的艾德温·乔丹，带领一个团队对它进行研究。通过分析来自世界各地大流感的记录资料，乔丹于1927年出版《流行冒》（Epidemic Influenza）。他在书中坚决否认中国是大流感疫源地。乔丹还认为，1918年5月下旬，大流感首先传播到上海，然后沿着海路和内河航道，迅速传播到中国其他港口城市。广州报告的第一例流感病人是6月4日，同月香港的流感病人激增到269例……到7月27日，重庆近一半人口感染了流感病毒。正如研究一战赴欧华工问题的香港大学徐国琦教授所说，“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表明中国劳工把流感病毒带到欧洲……迄今为止，任何人都不能确定1918年流感如何开始、来自哪里。” 根据现有记录，美国最有可能是1918年流感的起源地。1917年4月，美国对德国宣战，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了培训招募的新兵，美国在各地建立了训练营，其中堪萨斯州莱利要塞的芬斯顿，就是较大的新兵训练营之一。1918年1月到2月间，芬斯顿军营附近的哈斯克尔县爆发了流感。2月底，几名毫不知情的军营士兵回到哈斯克尔县探亲，于3月2日前先后返回到军营。3月11日早晨，军营的厨师阿尔伯特·基切尔（Albert Gitchell）出现咽喉疼痛、发烧、头疼等症状。到中午，该军营100名士兵出现了同样症状。一周之内，该军营染上流感的达500人，其中48人死亡。1918年春，大批美国士兵被派往法国前线作战，与其同行的还包括流感病毒：第一批赴欧士兵在航行途中，有36人染上流感，其中6人死亡。 从艾德温·乔丹开始，西方许多学者都认为，美国堪萨斯州的哈斯克尔县就是1918年大流感的起源地，因为它不仅具有最早的流感记录，而且是一个相对封闭孤立的农业小县，迄今无法找到其他地方传入它的记录。如布内特·F.麦克法兰和艾兰·克拉克在1942年出版的《流行感冒：过去50年关于流感病毒的著作概述》中就认为：“这种病毒显然随着美队被输送到法国战场，然后传播到全世界。”许多学者持此观点，兹不一一列举。 如果受到史料、实物资料缺乏、专业或水平所限，那么在研究世界历史上重大传染病起源地时，学者们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是见仁见智的正常学术现象。但是通过评介四种重大传染病起源地研究的西方论著，我们可以看出，有些西方学者带有偏见地把疾病的起源归咎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尤其是亚非拉地区或国家：把14世纪40年代欧洲的黑死病起源地归咎于中国；把1495年欧洲爆发的梅毒归咎于美洲印第安人或被欧洲人贩卖到美洲的非洲奴隶；把16世纪初美洲爆发的天花也归咎于非洲奴隶；把1918年一战战场上爆发的大流感归咎于中立国西班牙或为协约国获胜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中国劳工。无论出于民族自尊心还是其他原因，他们的做法都有悖于学术研究原则、规范和道德。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作者：施诚，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倪娜，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外国语学院]
